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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图】社交媒体是否能建立游戏规则?

时间:2016-12-29 12:53:16来源:澎湃新闻

原标题:社交媒体是否能建立游戏规则?

  [编者按]

  本文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,12月24日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举办的“2016中国全媒体高峰论坛”上发表的主题演讲,原题为《“新媒体主义”是一种乌托邦》。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,略有删节,文字已经演讲者审定。

新媒体正在成为一种“主义”
新媒体正在成为一种“主义”

  今天我讲的题目,就是“新媒体主义” 五个字,加上一个判断,认为它是乌托邦。大家在百度里面查一下,不是跟大家开玩笑,目前总共可查出的词条只有三到四个。三个星期前,我请学弟、财经作家吴晓波,到复旦来做演讲,同场的还有“一点资讯”CEO李亚。讨论什么题目呢?我当时觉得有一个词呼之欲出,就是“新媒体主义”,还没有人用过,就悬在空中,我概括为“新媒体主义”。对这个主义,我基本的态度很清楚,认为它是一个乌托邦,可能会误导我们对当下中国媒体的基本判断。

  为什么说新媒体主义在中国正成为一种主义呢?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,也可以是一种思潮、解读、方法,一种看现实的态度。

  我的第一个判断是,从世界范围来讲,中西媒体业都面临一个严重的困惑期。我这里带了一本今年11月8号的《新闻周刊》(Newsweek),一本很权威的时事杂志。因为它对自己的选情判断非常有信心,认定希拉里当选,就提前几天就把希拉里当选总统的纪念特刊印出来了。当然这份乌龙版的大部分已经销毁,但据说还是流出了几十份。我在美国高价买了一份,相信这是个警示,对我们新闻史的研究非常之有用。

  我们现在正面临“后真实”时代。所谓“后真实”(post-truth,该词当选《牛津词典》2016年度词汇——编者按) ,是指突然之间,我们发现情感似乎比现实和事实更能够支配、决定人们的判断。这个事情在中国发生了,在西方也在发生。

  那么,具体来说,新媒体主义到底是什么呢?

  近几年,我们频频听到这样一些说法:总编辑已经死了,不再需要总编辑。总编辑,再见了。

  或者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“今日头条”网站。它的座右铭——“你关心的,才是头条”。你关心的到底是不是头条,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。

  我想问在座的朋友,有多少是通过朋友圈来获取新闻的?我把它称作“朋友圈新闻”。它到底是怎样一种生态,又会变成什么?

  此外,最近几年,不少新媒体论坛,经常说XXX年是XX元年,似乎历史在此终结了、断裂了,告别从前,我们都要从头开始,潜意识中否定人类沟通上的传承与积累。但传播史真的中断了吗?

  在中国讨论新媒体,我们难以绕过价值、制度与管制层面的问题。于是我们找到一个更现成的可能性,那就是非常高调的谈论平台的价值、技术的价值、算法的价值以及技术决定论。

  在我看来,以上诸种表现都是我所称的“新媒体主义”的主要元素,并直接导致本来已很单薄的公共信息品越来越窄化。其实,这种思潮,是很犬儒的。

  在我们讨论新媒体、全媒体之前,我们要问:当新闻界对基本的事实都难以取证、调查时,讨论新媒体及其技术手段到底有多大的意义,基本的条件又是否具备?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  “新媒体主义”的中国版

  那么,具体来说,“新媒体主义”的中国版大概是怎样的图景呢?

  可以看到,当下中国不少主流媒体已越来越边缘化,市场机制在萎缩退却中。令我们吃惊的是《广州日报》这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,最近又会回到原来财政支持的补贴制,接受3.5亿人民币的财政支持。这至少是正回到传统的补贴机制,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号。

  另外,中国新闻界、传媒界正出现中坚力量的结构性流失。这样一种结构性流失,在欧美国家尚没有出现。根据我自己有限的调查,中国一些大城市中,过去两年每个城市流失的新闻采编中坚的数量都在千人以上。

  他们的流失,与近年来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是有关联的。新闻业的运作,需要最基本的制度保障、专业人员的储备与积累、加上资本,这事关一个职业、一个行业的延续,是个非常大的问题。

  可以看到,近年来中国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不少,比很多国家要多。在美国,很少人研究新闻专业主义。为什么在中国这成为一个讨论与研究的热题?我觉得,是因为缺这个东西。讲得越多,可能说明我们缺得越多。

  另外,我想谈一谈当下“去媒体化”的媒体转型。这是中国一个特有现象。不少中国媒体的转型,其出发点似乎最终要让媒体变得非媒体。这是非常吊诡的问题。无论是收入结构、股权结构、内部稿酬机制、采编与经营权限、采编运作等,都体现了“去媒体化”的特质。

  另一个问题,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。现在,全球已进入假新闻时代,中国也是如此。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,其实也反映在新闻教育本身。中国目前共有1000多所新闻院校在教育界注册。在多大程度上,科班新闻教育能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新闻专业主义训练?

  中国的社交媒体,在全球独树一帜。在对媒体技术的吸纳和挖掘方面,中国做得最精致,也最为彻底。但是,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:社交媒体有没有可能建立游戏规则?社交媒体有没有可能成为公共品?现在看起来,还是一个问号。

  “机构”的诅咒。新闻机构,突然间成为一个软肋,一个可舍可弃的东西。中国的自媒体,正成为媒体生态中时尚、个性的好东西。他们提供精致服务,赚钱、上市。但他们能否成为一个公共机构、一个公共品,有待观察,但不乐观。

  中国的媒体融合与转型,成本很高,但失效的几率很大,比较悲观。融媒体,靠什么融?融什么?答案尚不清楚。最后,投入的大部分资本,可能以极低的资本效率收场。

  中西传媒转型的异同:以Financial Times为例

  最后,我花十分钟时间简单说一说FT(《金融时报》)的转型。我在那里工作了12年。

  我认为,中西传媒转型,有同有异。第一点,西方媒体转型,根本上是互联网技术先导的平台革命。它在定位、编辑理念与职业伦理上基本上是持续的,没有断裂。

  而中国的媒体转型,有双重属性:既是技术革命,同时又在逼问媒体的本位和存在形态。所以传媒界现在出现了“空房间”现象,人走散了。因为难以正视这些问题,中国主流媒体开始自己消解问题,媒体人转而出逃,投奔创业。我觉得,这对于媒体人应是一个次选择。他们没有其他选择。

  从欧美看,几乎转型上有实质进展的媒体机构,多半以传统媒体为根基,依托其背书,网络技术与平台联姻,历史在此缝合、摆渡。如:FT、纽约时报、华尔街日报、路透、BBC等,都是转型较为成功的证明。

  原创新媒体,成为主流的权威媒体的例子并不多,如Huffington Post、Buzz Feed。它们吸收了传统媒体的机构文化,吸纳主流媒体,制度安排上仍沿袭采编与经营严格隔离的平行制,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。

  有关Financial Times的基本数据

  有关FT的数据,可能大家有兴趣。

  纸媒时代,FT日发行的历史最高量,是50万份。经过12年的转型,从今年第三季度的数据,可见其脉络。

  纸版订阅和收费网络版两者相加,现在日平均发行量是81万份,比历史最好水平超出了30万份,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%。

  这81万份当中,三分之二来自网络版的收费阅读。从这个意义讲,它的收益和读者架构已经完全新媒体化了。这个数据,远远超出我几年前的预估。

  另外,网络版的公司/机构订阅已达41万2千,比去年同期增加16%,续订率达到了90%,读者和用户的参与度比去年同期增加30%。英国脱欧以后,读者和用户与FT内容的参与度有一个急剧提升。机构订户当中,包括50多国中央银行,包括所有的知名商学院。

  目前纸版的日发行量是20万份,独立审计情况下,纸版目前仍继续盈利。这样一个盈利架构与FT报纸的定价有深度关联。目前每一份FT报纸的零售价是2.5英镑,在中国售价是25元人民币。

  FT的付费墙,中国有些媒体也报道过。从今年起FT再度改造,目前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可以花一英镑或者一欧元或者一美元,注册免费阅读30天,30天以后可以选择来决定申请订阅FT的标准版,每年335美金,或订高级版,每年接近500美金。

  从营收情况看,目前网络版的收益第一次超过了纸版收入,60%的收入直接来自出售内容,而非来自广告。这在新闻史上,在新媒体转型史上,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。也就是说,内容收入已远远超出广告收入。

  走不通的“新媒体主义”

  “新媒体主义”,很难走通。技术和媒体的结合必须自洽、自律、互益。联姻,是逐步建立约定与规则的磨合过程。我们应定一个“负面清单”,也要做减法,要圈定技术和媒体的结合过程中,哪些地方是no go area,我们不能让技术把我们变得疯狂,最后在转型中失去了定位,失去自己。

  我就讲到这里,谢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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